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逝世[1]。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哈贝马斯以其毕生构建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现代性”理论，深刻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2]。然而，对于设计艺术研究而言，哈贝马斯绝非一位遥远的、仅存在于哲学史教材中的名字。他的思想穿透了学科的壁垒，为我们理解设计文化、建筑空间与现代性的视觉表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判性工具[3]。
一、现代主义设计的“解放精神”
在设计史的理论叙事中，哈贝马斯是一位罕见的、对现代设计形式给予过直接正面评价的哲学家[4]。在《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等著作中，他明确将包豪斯建筑与工业设计视为现代主义“解放的、革命的精神”的完美视觉体现[5][6]。
他写道，这种精神在“蒙德里安的构成主义、包豪斯建筑的冷峻几何线条以及不妥协的工业设计”中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表达[5][6][7]。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审美追求所带来的“文化开放”与政治上的开放是相辅相成的[8]。这意味着，对于设计艺术研究而言，现代设计的极简形式并非仅仅是功能主义的产物或美学的自律演进，而是承载着社会更新与人类解放的深层承诺[4]。这为我们重新评价20世纪现代主义设计，提供了一种超越风格史的政治哲学视角[7]。
二、“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早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不仅是社会学的经典，更成为理解建筑与空间设计社会功能的钥匙[3][9]。他分析了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诞生，指出其物质载体正是咖啡馆、沙龙、广场等物理空间[3]。这些空间通过特定的“舞台设置”——如身体的共在、视觉的通透性、准入的平等性——为理性的公共讨论提供了基础[9]。
哈贝马斯在获得京都奖时的答词中进一步阐述：“这里的公众不是由观众和听众构成的空间，而是由相互问答的发言人和受众所构成的空间。他们关心的是交换彼此的理由，而不是吸引目光。”[6][8]这一理论深刻地启发了当代设计实践与评价体系[3]。它告诉我们，空间设计绝非中立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积极塑造者[9]。今天，我们在评价一座博物馆、一座图书馆甚至一处社区公园时，哈贝马斯的理论提醒我们追问：这个空间是否构建了一个可供公民讨论、相遇、互动的“建筑公共领域”？它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开放与民主，还是强化了隔离与控制？[3]
三、“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并指出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前者对后者的压制，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10][4]。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与目的合理的行为不同，它遵守着主体之间相应的规范。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行为的期望。”[10][4][9]这一框架被设计理论家们广泛借用，用以批判现代主义建筑在发展中出现的异化[3]。
如果建筑只追求功能、效率、流线优化，它实际上可能是在强化工具理性，将人视为标准化流程中的一个节点，而忽视了建筑作为促进人际理解与沟通的“交往”功能[4][9]。哈贝马斯的理论启发我们将好的设计理解为一种促进“交往行为”的“硬件”——它是“生活世界”的物质化形式，应当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没计划的相遇”和理性对话的空间[3][9]。这一观点为后现代之后的设计探索，指明了超越形式游戏的人文主义方向[7]。
四、捍卫现代性
在著名的演讲《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哈贝马斯直接介入了当时的建筑论争[11][7]。该演讲是1980年9月哈贝马斯被法兰克福市授予阿多诺奖金时的原文，德文文本发表在《政治短论集》四卷本（法兰克福：舒尔坎普，1981）[11]。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后现代建筑思潮，认为它们只是将现代性简化为一种可供拼贴和游戏的风格，而抛弃了现代性所蕴含的理性、普遍主义和解放承诺等“认知内涵”[11][7]。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不能也不会再采用旧有的标准，正是照此标准，现代性曾从其他时代所提供的模式中寻找定位；现代性必须从自身中创造自己的规范性。”[11][7]对于设计研究而言，哈贝马斯的立场至关重要[2]。他提醒我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能滑向对理性本身的否定[7]。设计不能仅仅沦为一种符号的消费或历史的戏仿[3]。现代性所追求的平等、自由和基于理性讨论的社会理想，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未竟的工程”，需要设计师以新的形式去实现，而不是在虚无主义中放弃这一追求[11][7]。
五、“话语伦理”与“认识兴趣”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强调规范的正当性源于所有相关者的理性共识[12][3]。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明确提出商谈原则：“只有当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个人能以合理商谈的参与者身份赞同某些行为规范时，这些行为规范才是有效的。”[12][3]这一思想为设计伦理转向提供了哲学依据[2]。它要求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社区营造必须纳入使用者的参与，推动“参与式设计”从一种方法上升为一种理论深度——设计不再仅是设计师或开发商的单向决策，而是一个所有“受影响者”通过协商、论证、接受质疑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3]。
同时，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的“认识兴趣”理论，为构建设计知识的多元模型提供了基础[13][9]。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引导知识构成的兴趣：经验-分析的科学所对应的“技术的认识兴趣”、历史-解释学的科学所对应的“实践的认识兴趣”，以及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所对应的“解放的认识兴趣”[13][9]。设计并非单一领域的知识，它既包含经验-分析的科学（技术），也包含历史-诠释学的知识（意义），更包含以批判为导向的知识（社会反思）[4][3]。哈贝马斯揭示了设计的复合性本质，即必须通过设计活动本身将这些知识领域连接起来[9][2]。
结语
哈贝马斯的逝世，标志着一个哲学时代的落幕[1]。但对于设计艺术研究而言，他的思想并未远去[2]。他将现代设计视为解放的视觉象征，他用公共领域理论揭示了空间的社会功能，他以交往理性为设计的人文尺度提供了标准，他以话语伦理为参与式设计赋予了合法性[4][3][9][7]。
在今天这个技术加速迭代、视觉文化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读哈贝马斯，是对设计如何保持其社会承诺、如何促进真正的交往与理解、如何成为推动现代性未竟事业的积极力量的一次深刻追问[7][2]。告别大师的最好方式，是继承其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批判精神[1]。
参考文献
[1] 童世骏. 96岁哈贝马斯逝世，一个终身捍卫人类理性的传奇远去了[N]. 三联生活周刊, 2026-03-18.
[2] 孙一洲. 纪念哈贝马斯｜孙一洲：哈贝马斯的后冷战思想地图[EB/OL]. 搜狐新闻, 2026-03-15.
[3]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4]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2018.
[5] Habermas, Jürgen.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Religion: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6] 哈贝马斯. 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M]. 郁喆隽,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7] 哈贝马斯.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J]. 童世骏, 译. (译文据德文原文1981版及英译本1997版翻译)
[8] 哈贝马斯. 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荣膺日本“京都奖”答谢词[J]. 童世骏, 译. 收录于：童世骏. 讲讲道理：一个平常人、一个哲学家的视角[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9]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郭官义, 李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10]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1: Handlungsrationalität und gesellschaftliche Rational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11] Habermas, Jürgen. "Die Moderne –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I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12] Habermas, Jürgen.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13] Habermas, Jürgen.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
